1952年，赵尔陆从华中军区参谋长的职位上转任，成为了新成立的共和国第二机械工业部的首任掌门人。自那时起，赵尔陆的名字便与我国国防工业的现代化之路紧紧绑在了一起。他脚踏实地，勤奋好学，亲自督导“两弹一星”的研发任务，取得了耀眼的成就。对此，毛泽东赞誉他为“导弹领域的专家”。但遗憾的是，赵尔陆长期面临着来自“左”倾思想的批判，尤其是在“文革”期间，他的处境更是艰难。这位在战场上从不退缩的将领，默默坚守岗位，无怨无悔，最终却在办公室内突然离世……

新中国首位负责军事工业发展的部长。

赵尔陆于1905年6月4日在山西崞县（现今的原平县）北三泉村呱呱坠地。在太原求学期间，他热心参与反对帝国主义、热爱国家的学生活动。1926年，他成为了西北革命同志同盟会的一员。次年年初，怀揣着满腔的革命热情，他抵达武汉，并在董必武的引荐下，加入了国民革命军第20军的教导团。没过多久，他便跟随部队投身于南昌起义，同年还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28年，赵尔陆跟随着朱德、陈毅的脚步，踏上了前往井冈山的征途。他从红军第四军的一个连队党代表做起，一步步成长为团长、军需处处长，以及第一军团供给部的部长。他还曾巧妙地利用从国民党那里缴获的军械设备，组织起军工生产，成功地打破了敌人对中央苏区的重重“围剿”。1934年10月，赵尔陆踏上了长征之路。在那时候，穿着单薄的红军战士们要翻越那座鲜有人迹的夹金大雪山，无疑是难上加难。部队急需棉衣御寒，可却找不到买布和棉花的地方。幸运的是，赵尔陆发现当地盛产羊毛，于是他迅速组织供给人员采购了一批羊毛，并动员大家动手捻毛线，织出了毛衣、毛裤、毛袜和毛帽。对此，毛泽东满心欢喜地说，这可真是解决了大问题啊。

◆1936年，在陕北保安的红军大学里，有一群参加过井冈山斗争的老同志聚在一起拍了张照。前排从左到右看，有罗荣桓、谭希林、陈光、杨立三、陈士榘、宋裕和，还有林彪。转到后排，左边第一个是赵尔陆，右边第三个则是毛泽东。

抗日战争一经打响，赵尔陆就被任命为八路军总供给部副部长，他亲自前往太原等地，为八路军各部队筹措了大量的武器弹药和军需品，确保了部队作战时的后勤补给充足。1937年11月，他又兼任晋察冀军区第2分区司令员、政治委员以及中共地委书记，并以五台为中心，开辟了晋东北抗日游击区。到了1944年，赵尔陆出任冀晋军区司令员。次年8月，他率领军区部队向日军发起大反攻，解放了众多县城，还一度打进了石家庄，极大地扩展了冀晋根据地。抗战胜利后，赵尔陆又担任了冀晋纵队司令员和冀晋军区司令员。为了消灭胡宗南部，毛泽东在1945年10月30日给中央军委起草了一封电报，电报中提到：“赵尔陆，同时告知聂萧、刘邓：三十军、四十军和新八军已被刘邓部队包围在邯郸地区，激战正酣，胡宗南在石家庄的十六军三个师全部南下支援。为了坚决歼灭被围之敌并进而歼灭援敌，我们改变了对赵部的部署。赵尔陆同志接到电报后，立即率领六个主力团日夜兼程向南进发，到达高邑西南临城附近等待刘邓的命令……”赵尔陆参与了华北地区多次解放战役的指挥，还全面负责清风店、石家庄、太原等战役的后勤保障工作。后来，他又担任了第四野战军暨华中军区（中南军区）参谋长，指挥了湘、桂、粤的剿匪作战，为中南地区的全面解放和新生政权的稳固立下了汗马功劳。

◆赵尔陆在他年轻的时候。

1952年，抗美援朝战役打得如火如荼，中国人民志愿军面临着武器装备供应的紧迫任务，而国内的军工生产和维修水平远跟不上前线的迫切需求。就在这一年6月，赵尔陆接到通知匆匆赶往北京，出席了由毛泽东亲自主持的中央会议。会上，毛泽东与他进行了深入交谈，并委以重任，让他着手成立第二机械工业部，集中管理原本分散的军事工业部门，迅速集结力量发展国防工业，以满足抗美援朝战场上对弹药和武器装备的紧急需求。

赵尔陆心里明白，那会儿的新中国军事工业几乎是一片空白，仅有的是战争岁月里搭建的简陋兵工厂，以及国民党留下的满目疮痍的军工遗产。在如此艰苦的条件下发展国防工业，难度可想而知！然而，他毅然决然地响应了组织的号召，挑起了共和国首任军工部长兼党组书记的重担。1955年，赵尔陆被授予上将军衔，还荣获了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和一级解放勋章。后来，他还当选为第二、三届全国人大代表，以及中共第八届中央委员。

1956年，赵尔陆跟随中国代表团一起到苏联进行访问。通过实地参观兵工厂，赵尔陆了解到，中国军队正在装备的以及工厂正在生产的那些苏式武器，其实早已被苏联军队淘汰不用了。他还尝试着向苏方提出要求，希望能参观他们的航空工厂和研究所，但却遭到了拒绝。这一系列的经历让他深切地体会到，苏联在军事技术方面对中国的援助其实是有保留的，他们卖给中国的武器装备中有很多已经过时落后，就连提供的技术资料也不够完整，根本不像他们总说的那般“无私援助”。

回国后，赵尔陆的内心久久不能安宁，他深信，要想让中国国防工业摆脱落后的局面，唯有依靠自己的力量，大力发展科学研究才行。

过去，中国的军工领域大多是靠仿制来发展的，仅有的几个小型研究所也主要做实验和鉴定工作，很少涉及产品设计。针对这一情况，赵尔陆提出要让科研设计与生产实践相结合，让科研单位、大专院校、部队和工厂紧密合作，共同推动应用研究和新产品设计。在他的带领下，我国成功研发并生产了第一代制式武器。随后，他又积极推动电真空、光学、航空工艺和特种材料等专业科研机构的建设。到了1958年2月，第二机械工业部和第一机械工业部合并成为第一机械工业部，赵尔陆担任部长兼党组书记，全面负责国防工业和民用机械工业的发展。

1958年，在广东，有宋世穷（从左往右数第一位）、李富春、余秋里、张霖之、赵尔陆、王鹤寿以及彭涛等人。

1959年，庆祝国庆十周年的阅兵大典上，所有受阅的部队都配备了国产的标准军事装备。在庄严的行进队伍中，中国自主研发的冲锋枪、轻机枪、重型机枪、迫击炮、100毫米高射炮、122毫米榴弹炮、152毫米加农炮以及战车防御炮悉数亮相。更令人瞩目的是，国产飞机与坦克也一同在阅兵场上威武展示。这代表着我国军队武器装备的发展迈入了一个崭新的时期。

在那个“大跃进”盛行的年代，大家都一门心思扑在产值和产量上，结果产品质量大打折扣，这让赵尔陆心急如焚。他感叹道：“军工产品质量不过关，那就是在给敌人递刀子，等同于犯罪啊！”于是，他率先在机械工业领域狠抓起了产品质量，尤其是军工产品。1959年5月和6月，赵尔陆作为部长，接连给本部司局长、各省市自治区的机械厅局长，还有直属厂的厂长、党委书记写了两封既严肃又真挚的信。信中，他直言不讳地指出了产品质量存在的严重问题，催促他们“果断行动，马上着手”，成立工作组，全力协助重点企业提升产品质量。他在信中还写道：“机械产品是我们社会主义建设不可或缺的工具。‘要做好工作，得先有好工具’。设备质量不行，会给使用部门乃至整个国家带来不小的损失。” “产品质量之所以下滑，归根结底还是思想上有偏差，光顾着追求数量和速度，却把好和省给抛到了脑后。”

为了确保综合平衡，以及数量、品种与质量的和谐统一，赵尔陆深入开展了众多调研并进行了深刻反思。1959年5月26日，他撰写了《关于重工业生产建设若干问题的看法》，并提交给了中央总书记邓小平和毛泽东。毛泽东阅读后十分欣喜，于5月30日写下批语：“这个文件不错，很有说服力，显示工业界有了进步，值得一读。”同时，他还批评了另一部门的文件“缺乏内在联系，论证不合理，已被证实毫无价值”。6月17日，毛泽东再次批示：“这个文件写得很好。除了已发给政治局、书记处的同志外，还需分发给中央各经济部门党组以及各省、市、区党委。”毛泽东对同一文件连续两次作出批示的情况十分少见，这充分显示了他对赵尔陆工作的认可和赞扬。

让人痛心的是，就在众多军工企业着手进行质量提升的紧要关头，却因为庐山会议上的反右倾政治风波，产品质量的问题依旧悬而未决，这让赵尔陆内心感到非常压抑和沉重。

在庐山的集会上，我进行了自我反省与陈述。

1959年7月份，身为中共第八届中央委员的赵尔陆将军，前往庐山，参与了中央政治局的一次扩大会议，以及紧接着召开的八届八中全会。在会议开始前，他了解到，这次聚焦的核心话题是审议并纠正自“大跃进”以来所出现的“左”倾冒进行为，这让他心中充满了期待。结合自己负责的机械工业领域的实际情况，赵尔陆深感此次会议的召开既适时又至关重要。

在会议准备阶段，大家围绕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中出现的问题，就毛泽东提出的包括当前形势与任务、经济平衡、制度调整、公共食堂管理以及“三定”政策等在内的19个议题，展开了深入的探讨。7月15日，彭德怀给毛泽东寄去了一封表达个人见解的信。次日凌晨，毛泽东为这封信加上了标题——《彭德怀同志的信》，并提议“大家来谈谈对这封信看法的性质”。

7月21日，小组讨论会上，赵尔陆和彭德怀都被编入了第四小组。轮到赵尔陆发言时，他首先对彭德怀的信给予了肯定，并结合自己的实际情况说道：“不得不承认，之前那段时间经济生活上的不协调，确实给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带来了一些威信上的小损失，也让我们陷入了某种被动局面。身为高级干部，我因为经验不足，一时冲动，还向中央提交了一些不准确的信息，感觉自己没有尽好职责。基于这种心理，我对彭总的信深感同情，他的精神值得我们效仿。不过，我觉得有一点需要注意，就是信中有个别问题的表述不够清晰，可能会让人产生误解。”紧接着，会议上的突然变故让赵尔陆等人感到非常意外。

赵尔陆伴随毛泽东主席一同观摩了防空武器装备。

7月23日，毛泽东在大会上指出，当前我们面临着党内外双重压力，既有党外的右派，也有党内的一部分人士。“之前我们反了九个月的‘左’倾错误，现在重点要转向反右了。”会议的方向从“反左”调整为“反右”，主要矛头指向了所谓的“以彭德怀为核心的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随着会议焦点的变化，赵尔陆本想谈谈机械工业存在的问题，却没想到被突如其来的批判声浪给打断了。

面对这突如其来的政治风波，赵尔陆的嘴唇上猛地冒出了一堆水泡。他心里直犯嘀咕，不明白毛主席为何现在容不下不同的声音。他还清晰记得1958年11月21日那晚，自己鼓起勇气向毛泽东直抒胸臆，那时毛泽东可是很乐意听取意见的。那次，中央在武昌召开八届六中全会，其中一项关键任务就是制定1959年国民经济的“跃进”目标。毛泽东提议，1959年的钢产量得比1958年“翻两番”，也就是要达到3000万吨！会议结束后，他还特意找人询问对这个目标的看法。赵尔陆实话实说：“依我看，能完成1600万吨就已经很厉害了！”赵尔陆是个实干家，他的话，毛泽东不得不斟酌一下。之后，毛泽东便有所退让，在11月23日的会议上他说：“明年咱们实实在在翻一番就好。今年已经搞到1100万吨，明年翻一番，那就是2200万吨。这个数有没有把握？前天晚上，富春、一波、王鹤寿、赵尔陆他们都睡下了，我还把他们从被窝里拽起来讨论，不是讨论3000万吨有没有把握，而是1800万吨有没有把握。昨晚我又跟几个大区和中央的同志聊了聊，还是想知道1800万吨有没有把握。”毛泽东又说，“现在轮到我反冒进了。以前别人反对我的冒进，现在我倒要反反别人的冒进。”

◆赵尔陆的相关情况介绍如下：

赵尔陆耳边回响着毛泽东的那些话语，这让他不由自主地陷入了深深的思考中。

在庐山会议上，每个人都得明确立场，赵尔陆因为在会上提及“彭老总本意是好的，他勇于直言”，结果不得不进行自我反省。他从庐山一路反省到北京，时间跨度从1959年持续到1960年。那段时间，他情绪低落，对秘书坦言：“无论我怎么反省，都像是过不了这坎儿。”到了1960年冬天，在国防工业三级干部大会上，赵尔陆竟被错误地归为“彭黄案未被抓的分子”，遭受了不公平的指责，并上报给中央建议“撤销其党内外所有职务”。但这个提议一直没得到中央的正式回应。幸好，最后是周恩来和邓小平出面为赵尔陆辩护，才让他避免了像其他“未被抓的分子”和“追随者”那样受到严惩。尽管如此，他还是被调离了心爱的国防工业岗位，转而担任国家经济委员会副主任。

自那以后，赵尔陆的心脏出了问题，嗓子也莫名其妙地说不出话了。聂荣臻元帅特地探望他，催促他赶紧入院接受检查。躺在病床上的赵尔陆，还接到了陈毅元帅和李富春副总理的电话，他们都说“患难见真情”，让他别着急，安心养病，这让他深深感受到了被信任的温暖。尽管赵尔陆遭受了沉重打击，处于艰难境地，但他并未因此消沉。身体状况稍有好转，他就陪着新上任的部长孙志远去工厂调研，帮助他尽快了解情况。在那长达数月的调研期间，他们还走访了不少偏远贫困的地方，包括延安等革命老区，为日后工作中深入了解民情、制定切实可行的工作方针打下了基础，这也体现了赵尔陆宽广的胸襟和对国防事业的坚定执着。

再度出山，全力投入“两弹一星”的研制工作

1958年6月，在中央军委的一次大型会议上，毛泽东提出了要研发并测试核武器的目标。他讲道：“原子弹就是那样一个大家伙，要是我们没有，别人就会觉得咱们没分量。那行，咱们就自己来弄点，弄点原子弹、氢弹，我琢磨着，用个十年时间，应该是可以搞定的。”

赵尔陆将发展尖端武器的这一方针深深烙印在心里。尽管他在庐山会议上挨了批评，心里挺不是滋味，还被调到了非军工部门，但他毫无怨言，不计较个人得失，始终顾全大局，与同事们和睦相处，努力工作。他一直在琢磨，怎样才能让国防工业自力更生，摆脱当前的困境。鉴于国内形势的紧迫和国际上的重重压力，赵尔陆对中国发展导弹和原子弹充满信心，渴望能在国防工业建设上大展身手。他很清楚，国防工业遵循中央以自力更生为主的方针，已经培育出了一批本土科技人才，还有钱学森、钱三强、王淦昌等从海外归来的杰出科学家，中国的导弹和原子弹必定会震撼世界。因此，他希望能够再次获得参与国防工业工作的机会。

那时候，部分军工单位开始只看重产值和数量，却把产品的品质以及工程建设的质量给忽略了。自1959年9月起，中央军委因为担忧国防工业的状态会拖军队建设的后腿，所以频繁地召开常委会，专门研讨如何加强国防工业建设以及对其的领导问题。

◆1959年时，贺龙在安徽省拍摄了一张照片留念。

中央军委安排副主席贺龙来主持国防工业的相关事务。采纳了他的提议后，决定在中央军委的指导下，设立国防工业委员会（大家习惯叫它国防工委），来主导、协调并全面设计国防工业的工作布局。1961年1月23日，赵尔陆被任命为国防工业委员会副主任。到了这一年的11月，中共中央又决定成立国务院国防工业办公室（简称国防工办），并让国务院副总理、总参谋长罗瑞卿同时担任国防工办主任，赵尔陆则作为常务副主任，辅助罗瑞卿管理国防工业。这样一来，赵尔陆再次在国防工业的领导岗位上发挥重要作用。后来，罗瑞卿提到：“国防工办的日常运作大多是赵尔陆同志在负责，他很有经验。”

国防工业办公室自建立后，经过深入商议，在1962年9月11日制定了《关于依靠自己力量发展原子能事业的报告》，计划最晚在1965年上半年，力争1964年成功爆炸我国首颗原子弹，作为未来两年的发展目标。基于此，中共中央组建了中央专委，成员包括周恩来、聂荣臻、赵尔陆等十五位重要人物。中央专委成立后，周总理迅速明确了“原子弹为先”的战略核心，引导大家将主要精力投入到第一颗原子弹的研发上。周总理首要关注的是，派遣赵尔陆率领的工作小组深入原子弹研发、加工、组装及试验的各个现场，展开详尽的检查，了解我国原子弹研发试验的当前进度和面临的关键难题。

因此，赵尔陆带领团队辗转于北京、甘肃以及青海的核武器研发机构之间。那时候，许多科研项目都是在极其困难简陋的环境下推进的。在北京，因为研究室空间紧张，科学家们不仅在房间里摆满了各种仪器和设备，就连楼道、走廊也都被利用起来，甚至搭建起了临时的布棚；没有专门的废料存放地，就把厕所改造来用。为了处理原子弹海量的复杂数据，科学家们只能依靠手摇计算器。1964年6月，赵尔陆得知青海的核研发基地正紧锣密鼓地研制和组装第一颗原子弹，便决定亲自前往西北实地了解。当时一同前往的中央专委参谋后来回忆，他们的最后一站是青海，那里海拔接近3000米。赵尔陆因患有肺气肿和哮喘，明显感到呼吸不畅，但他仍坚持实地考察、听取汇报、掌握情况。忙到深夜，他终于支撑不住，连续吸氧也未能缓解，整晚只能断断续续睡一个多小时。但他从不提及自己的病情，始终坚守岗位，虚心求教，凭借惊人的毅力克服了难以想象的困难，在试验现场不畏风雨，帮助科研人员攻克难题。

经过多方面的调研和分析，赵尔陆对第一颗原子弹能够成功爆炸已经有了十足的把握。他指示中央专委办公室副秘书长刘柏罗起草一份简短的书面报告给周总理，概述在原子弹研发过程中所付出的努力、第一颗原子弹试爆的各项准备工作，以及他认为试验能够取得成功的具体原因。赵尔陆迅速将这份报告递交给了周总理，而周总理当时正准备启程访问亚非各国。看到这份报告后，周总理十分欣慰，随即把报告转给了毛泽东，毛泽东很快便审阅并予以批准。

接着，周恩来总理亲笔确定了原子弹引爆的具体时刻。1964年10月16日下午3点，在中国西北部的罗布泊地区，一朵巨大的蘑菇云骤然升起，标志着中国首颗原子弹试验取得了圆满成功。自那以后，中国拥有了属于自己的核保护伞。 过后，毛泽东在观看这次成功爆炸的纪录片时，不时向身边的赵尔陆发问一些技术细节，赵尔陆都一一给出了较为精确的解答。毛泽东对此称赞道：“你现在对导弹也很在行了嘛！”赵尔陆进一步汇报：“接下来要爆炸的就是氢弹了。”毛泽东听后，满脸喜悦地说：“太好了！”

当原子弹、氢弹以及导弹技术取得显著进步，并且“三线”建设正如火如荼地进行时，中国也着手启动了人造地球卫星工程项目。赵尔陆向周总理提议，要加快推进人造卫星的全面研发进程。

1966年3月份，赵尔陆牵头召开了一场中央专委的办公会，会上决定让中国科学院来挑起卫星地面观测系统规划、设计、建设和管理的重担。到了同年5月，中国科学院又专门成立了一个人造卫星地面观测系统的管理部门，大家习惯叫它“701”工程处，这个名字也寓意着希望在1970年能成功发射我国的第一颗人造卫星。赵尔陆作为这两项重要任务的组织和领导，对即将诞生的氢弹和人造卫星这两个“宝贝”呵护备至。他强调，这对我国航天事业来说至关重要，也会在国际上产生深远的影响。为此，他频繁深入工程研制的最前沿，亲自协调解决各种难题，夜以继日地辛勤工作着。

身为普通士兵，他对自己要求极为严格。

赵尔陆拥有一个和谐美满的家庭，他与爱人郭志瑞感情深厚，结婚多年来从未有过争执。郭志瑞自小便在清贫的家庭环境中成长，十四岁便投身革命，担任过县妇女部长，之后还加入了陕北红军。在抗战岁月里，她一直在部队担任电台队长，负责报务工作。新中国成立后，郭志瑞在邮电部电信检查处担任处长一职。1938年，这对夫妇曾有过一个儿子，但当时正值抗日战争时期，无法带着孩子行军打仗，只好寄养在百姓家中，可孩子却不幸因病离世。到了1940年，郭志瑞即将分娩，疼痛难忍。医生告知她难产，生命危在旦夕。而那时赵尔陆正指挥部队与日寇作战，他不得不忍痛告别痛苦万分的妻子，对留守人员说：“你们想办法，给她准备一下吧。”说完含泪上马，匆匆赶往前线。等他战斗归来，孩子已经离世，妻子还在病床上受苦，且永远失去了生育能力。

这么多年来，这对感情深厚的夫妻始终梦想着能有个孩子陪伴左右，后来他们收养了一个小女孩，给她起了个好听的名字——赵珈珈。赵尔陆对赵珈珈疼爱有加，但从不放纵她。六十年代初，国家经历了三年的艰难岁月，他们家的饭桌上也很少见到肉了，每餐就只有一道素菜——砂锅炖萝卜片。有一次，小赵珈珈不满地嘟囔：“我才不爱吃萝卜呢。”赵尔陆猛地一拍桌子，脸色严厉地说：“你没看到国家现在多难吗？毛主席和周总理都经常吃粗粮。你要是去乡下看看，就会知道我们吃的已经是农民过年才能吃上的好东西了。你这样只顾自己享受，还这么娇气，以后有你哭的时候！”说完，赵尔陆又把女儿叫到跟前，一字一句地给她讲解文天祥的《正气歌》，还让她把这首诗抄在一张白纸上，压在书桌的玻璃板底下，每天都要默默地念一遍。

◆上将赵尔陆携同他的妻子和女儿一同亮相。

在五十年代，赵尔陆养育的侄子侄女和外甥外甥女加起来有六七个。不管是住在学校还是每天回家，年纪小的就挤公交车，年纪大点的就骑自行车上下学，他从不让他们搭乘自己的专车，免得搞特殊。等这些孩子一个个完成学业，开始工作的时候，赵尔陆总是对每个人说：“我的责任已经尽到了。至于你们要去哪里工作，这得由组织来安排，我插不上手。不管分到哪里，你们都得服从，还得好好干。以后的路，得靠你们自己走了。”他的侄子赵拴龙高中毕业后参军入伍，因为思想进步，军事技能过硬，很快就在部队里得到了提拔。等赵拴龙成了部队的基层干部，赵尔陆就认真地告诉他：“你得记住，你就是个普通人，得把自己的工作干好，不能搞特殊，要像个普通士兵那样。”果然，赵拴龙一直记得叔叔的话，从普通的战士做起，一直到后来当上了甘肃省军区司令员，成了将军。

人生旅程的最终章节

“文革”开始不久，同时担任国防工办主任的罗瑞卿被迫选择跳楼，而负责日常工作的副主任赵尔陆则无辜成为了“背锅侠”。林彪指示说：“对赵尔陆的过错要严厉批判”，紧接着，“彭黄漏网之鱼”、“国防工业破坏者”的罪名被扣在了赵尔陆的头上，每天高音喇叭里都响彻着造反派高呼打倒他的口号声。

某个深夜，将军对着妻子和女儿感慨道：“打从南昌起义那会儿算起，都快四十年了，我一直觉得自己对党和毛主席是忠心耿耿，毫无私心杂念。但现在，怎么却变得疑神疑鬼了……”这位已过六旬的老将军，不禁热泪盈眶。赵尔陆的身体状况越来越差，肺气肿让他难以入眠，心脏病也时常发作。然而，在重重压力下，他还得背着氧气袋去看那些大字报，参加批斗大会。

◆赵尔陆的相关情况如下：

赵尔陆依照周恩来的安排，前往西山进行“休养”。远离了工作岗位，他心情沉重，感觉时间仿佛停滞了，时常联络几位老帅，表达自己渴望尽早重返机关，全身心投入到国防工业建设的愿望中。1967年1月22日的夜晚，聂荣臻和叶剑英终于批准了赵尔陆的请求，允许他回去继续工作。他满心欢喜地向前来探视的妻子和女儿宣布：“两位老帅让我顺势而为，做好群众的思想工作，争取早日得到大家的谅解。”同时，他也叮嘱女儿珈珈：“你回家后要多去学校，即使不上课，也可以学习毛泽东的书籍。时间宝贵，别总是虚度。”全家人欢欢喜喜地共进了一顿晚餐。他目送妻女坐上返回城里的汽车。然而，谁又能料到，这竟是他们一家人的永别！

这天夜里很晚的时候，赵尔陆坐着吉普车，悄悄从西山返回了办公大楼。他得知情况后，心里非常着急，因为除了氢弹研发和几个很少的项目还在进行中，大部分的国防工业研究生产都几乎停了。这让他焦虑得整晚都睡不着，而心脏病和哮喘又同时发作，让他痛苦不堪。其实，赵尔陆长久以来一直在精神和疾病的双重压力下苦苦挣扎，现在，他已经快到了撑不住的地步。

在不懈努力中，生命的最终篇章被一一记录下来。

1967年2月2日早上8点钟，周恩来的办公室传来指示：周总理吩咐赵尔陆立刻前往中南海休息，这其实是周恩来又一次保护赵尔陆的举动。然而，当工作人员推开赵尔陆办公室的门时，惊讶地看见他坐在平时用来加班小憩的小床上，已经没了气息！这位曾经在战场上英勇奋战的将领，就这样默默地离开了人世。可有些人却散布谣言，说他自杀，是叛徒，还要打倒他。周总理迅速下令进行尸检，结果证实赵尔陆是在凌晨2点因心脏病突发去世的，这才为这位牺牲的将军洗清了冤屈。周总理对造反派代表们强调：“赵尔陆同志走了，还有人想打倒他。我得说句公道话，这位同志一直在后勤部门辛勤工作，任劳任怨。活着的人我们要保护，逝去的人同样也要维护他的名誉。”毛泽东从女儿李敏那里听说了赵尔陆的死讯后，愤怒地说：“赵尔陆是个好同志，他是上过井冈山的英雄。为什么有人要刁难他呢？”

在赵尔陆离世四个月之后，也就是1967年的6月17日，中国成功在西北地区试爆了首颗氢弹，这标志着我国核试验事业在首颗原子弹爆炸成功后又迈出了巨大的一步。那熊熊燃烧的火焰，直冲云霄的蘑菇云，映衬出国防科技工作者们的喜悦笑容，同时也深深铭记着为此奉献一生的名将赵尔陆所付出的汗水与辛酸。

这篇内容乃《党史博采》独家创作。

没有得到允许的情况下，请不要进行转载。

对于任何侵权行为，我们都将严肃追究，绝不姑息。

权益保护援助：来自河北冀能律师事务所的支持